外事翻译必备素质

外交翻译既是翻译，又是外交官。他们是外交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应该首先具备外交官的素质，同时又具备翻译的素质。应该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教导，“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练好三项基本功，即: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各种文化知识。周总理说:“笔译一辈子可以搞，要把基本功搞好。不要骄傲。非下苦功夫不可，要练基本功。”

一、良好的政治忍忽素质

1.热爱祖国、忠于祖国。这是“站稳立场”最起码的要求，是外事翻译应该并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素质。国际政治情况错综复杂，处于国际政治斗争第一线的外交翻译随时都会经受不健康的思想的腐蚀、敌人策反等考验。只有立场坚定、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人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反之，就有可能像周恩来总理所告诫的“倒向外国人的怀里”。不幸的是.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个别外交翻译经不起腐蚀、引诱的考验.脱离外交队伍。私自“出走”。当然，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时有发生。因此.各国对外交官都有政治要求。不同国家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对外交翻译的政治要求也不同。但忠于祖国、忠实地代表本国利益、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各国对外交官、外交翻译的共同要求。例如，英国对申请加入外交部的人先进行严格考试，然后对他们进行“安全审查”(security check)，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审。这种“安全审查”内容很多，包括申请人及其父母的国籍，申请人及其父母在英国居住的年限、申请人的政治倾向(不能是共产党党员，不能同情共产党，也不能是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的同情者)、申请人的犯罪记录等。审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弄清楚申请人的政治背景和立场。

2.了解、理解、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有政治敏感性。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向外宾介绍我国的内、外政策。如果翻译人员对我国的内、外政策不了解、不理解，就难以完全听懂，也不容易记住，更不可能准确完整地进行翻译。著名翻译家傅雷的体会是:“译者不深刻地理解、体会与感受原作，决不可能叫读者理解、体会与感受。”一个翻译不可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翻译只有知道并理解到形势的复杂性、问题的症结所在、分歧矛盾的根源与表现、斗争的焦点、问题的敏感处，理解到领导人讲话的分寸、原因及用意，才能准确地转达领导人的意思。否则，就转达不清。不准，甚至错误。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志对此都深有体会。

在翻译史上，也发生过译员对国家政策不理解而影响翻译的情况。例如，几年前.我外交部副部长会见一个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时，针对当时美国有议员攻击我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谈到中国政府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一位平时反应快、脑子灵的译员却突然反应迟钝，译得也不顺。事后问其原因，这个译员说，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并不是自愿的，政府不是“鼓励”，而是“强迫”人们生一个孩子。她觉得这位副部长说得不对，所以未立即翻。由此可见，译员对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如果不是从内心里拥护，就不可能痛痛快快、不折不扣地翻译。

3.有献身外交事业的精神和埋头苦干、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郭沫若曾说:“翻译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不但尊重翻译，也深知翻译工作的甘苦。凡是从事翻译的人，大概都能体会到这一层。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鲁迅说:“极平常的预想，也往往会给实践打破。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无须构恩。但真正地搞翻译，就会遇到困难。譬如:某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来时，创作的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要开箱的钥匙一样。”傅雷1957年在《翻译经验点滴》一文中也谈到翻译“自己懂了仍不能使读者懂”的困难和“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常年感到苦闷”。他们谈的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其实外交翻译也不例外。在一定意义上说，外事翻译要求更高，更难。外事笔译和口译都是很艰苦的工作，都是充满“遗憾”的工作。局外人总以为口译工作者跟在领导人后面，出头露面，周游世界，却肴不到他们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看不到他们吃不好、睡不香的精神压力。殊不知，口译工作者必须在领导人讲话结束后的瞬间准确、完整、通顺地将一种语言倒换成另一种语言，精力要高度集中，反应要特别快。他们参加宴会时，必须集中注意力听，不停地译，无时也无心享受美味佳肴。即使是抓住谈话间隙吃上几口，也是狼吞虎咽，食不甘味。更别说他们必须事先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熟悉双边关系的历史、发展和问题、近期国际上发生的大事、我国对国际重大问题的立场和表态、会谈、会见时可能涉及到的任何问题、参观访问时可能碰到的任何事物等。总之，从政治到生活，从科技到文化，几乎无所不包。而笔译工作者则连“出头露面”、“周游世界”的“辉煌”也没有了。他们有的只是长年累月默默无闻的苦思冥想、推敲搜索。但不管是搞口译，还是笔译，都为中国与国际上的交往、为中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和重大国际活动架起沟通的桥梁。从而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外交翻译对于一个国家的外交事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况且，外交翻译还有机会亲眼目睹世界风云变幻，亲耳聆听、亲眼现察我领导人在外交场合巧妙周旋、应付自如的技巧，亲身经历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决策过程，亲身感受各国伟人对国际形势、国际关系的精辟分析和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渊博知识，亲眼目睹重大国际事件，并直接接触各种不同的领域和问题。从战争到和平，从武器扩散到互利贸易，从全球温室效应到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从人权到传统戏剧，使翻译工作者每天都感到有新东西要学，有新东西要掌握。正是出于搞翻译给了译员许多学习的机会，不少昔日的译员才成为高级外交官。外交翻译工作的天地很广阔。正如钱其琛副总理所说:“外交翻译，大有可为。”翻译应该热爱外交翻译事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勤奋好学的态度、一丝不苟的作风，兢兢业业地把外交翻译工作做好，为我国的对外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4.严守国家机密、严守外事纪律。严守国家机密是翻译人员必须遵守的一条重要外事纪律。由于外交工作的需要，翻译人员要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谈、会见、国际会议等双边、多边外交活动。为了做好翻译工作，翻译人员还需要参加一些内部讨论，直接听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知道一些政府决策的“内幕”，看到一些机密文件。但是，翻译决不允许以任何方式传播机密内容，连对自己家人、亲朋好友都不能“吹风”，更不能随意对外透露。无论是作为外交官，还是作为外交翻译，都不能将中国国家内部、外交部内部，或我驻外使、领馆内部的情况向外国人泄漏。由于语言相通，翻译接触外宾的机会比较多，外宾有事也愿找翻译谈。但翻译没有直接回答、处理问题的任务。凡涉及双边关系或国内、国际问题的，有表态口径并授权可谈的，翻泽可按照我表态口径来谈。凡涉及双边关系方面的事，不论大小，都要严格按制度、纪律办，及时请示汇报。翻译的任务是转达，而不是直接处理问题。当然，纯属外宾个人私事，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翻译应尽力帮忙。

5.良好的翻译道德

各行各业都有一定的职业进德规范，一定的行为准则需要遵循。作为外事翻译。至少应该遵守以下儿条:

a)不算改原话原意，不随心所欲地瞎译。

翻译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自己是译者的身份。得承认自己不是讲话者、或原作者，听到的话或拿到的文件不是自己的原话、原作。仅仅起桥梁与沟通的作用。因此，译员一切应以原话、原作为本，对原话、原作不能随个人的好恶有所取舍和改变。当然，经常会碰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不熟悉的问题，这是正常的。因为哪一个人也不可能通晓古今中外的一切。作为翻译，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学习，不断扩大知识面。即使这样，仍然难免会碰到不知，不懂的事，遇到困难、遇到不懂的地方，怎么办?

有的翻译凭着听到的几个词或词组，就胡编乱造。讲得很溜，但与原话却相差甚远。还有的不懂装懂，瞎蒙。80年代初，马末西亚国父东古·拉赫曼率一宗教代表团访问中国。回国后谈到一则翻译上的笑话。他在访问期间的一次轻松愉快的宴会上谈到了他年较的时候。他说:“When I was young，I was a playboy.’翻译当时译成:“当我年轻的时候，找很喜欢体育活动。”代表团中有一些华人，把翻译怎么译的告诉了他。他见到我使馆同志便说:“你们的不愿意说我不好，不愿意说我是‘花花公子’。”他善意地理解了翻译的误译。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听懂，可以询问，不能瞎译。否则，容易闹笑话，甚至出政治间题。

有的则以讲话者讲得太啰嗦为由而懒得全部译出来。曾碰到一位地方上的翻译在翻译领导人讲话时只译个大意，数字也译得不全。等到译完后，他说，没必要译得那么全，译个大概意思就差不多了。如果听错了而误译，还情有可原。但故意不译，或随意删改，则是违背了起码的翻译的职业道德。

有的自以为是。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提了一个问题，翻译译完问题后，那位记者认为翻译把他的问题译错了，提出疑义。但翻译非常自信，便直接用英文毫不客气地告诉这位记者:“发言人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请你不要打断。”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是决不可取的。在中国搞记者招待会，许多外国记者懂中文。而另一方面，由于音响效果、记者的口音、说话的距离等诸多因素，翻译偶尔听不明白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有记者提出疑义，译员应该允许记者再问一遍。

译员应该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尽心尽职地做好翻译工作，不能偷工减料。如果没听明白，可以问一下领导人或周围的人。如果你有不懂的词，也可以用巧妙的方法引导外宾解释一下这个词，以帮助理解。但这并不是说，翻译在明知讲话者讲话有错时，仍然坚持译错误的东西。口误。谁也难免。如果讲话人讲话出现口误，特别是事实性的错误，翻译在确信无疑的情况下，可以不动声色地按正确的意思译出。如我国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见一个美国代表团时谈到我国宪法。他说:“我国第一部宪法是1964年制定的。”显然，这是领导人的口误，将1954年说成了1964年，翻译就应在翻译时把年代改过来，但不应当场指出错误。有时，觉得发言人讲错，可又不那么有把握，怎么办?如有一次记者招待会，主持人介绍出来见记者的领导人时，将一位领导人的头衔说错了。我译员按照正确的头衔译的。但在一位外国记者问XXX是否己经改任某某职务后，我译员有些紧张，以为这位领导人可能已经改任他职，而她却自作聪明，反而译错了。为确保正确，译员不妨轻轻地重复一下这位领导人的正确头衔，让主人确认一下再译。总之，翻译不能随意篡改原话，但也不是知错照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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