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文学翻译历史误读表现

茅盾先生曾经说过“：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境界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翻译活动是一个跨越国家、民族、时代、语言界限的复杂的人类活动，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信奉的一直是“信、达、雅”的原则，而在很多时候这种翻译原则就成为一种完美主义的标志。事实上，文学翻译的实际效果和预期目标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其中就有着历史层面的误读现象，而这种误读甚至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作品的理解方式。本文希望以日本文学《我是猫》的不同中译本为例探讨这种误读的力量，同时建立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一、三个中译本的特点

1.尤炳先生、胡雪先生中译本的特点：尤炳先生曾经留学日本，并在日占区长期从事文艺活动，是一位有着爱国之心、极强的日文功底和文学修养的翻译家。解放后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合作翻译《我是猫》，虽然他们的分工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应该说这次翻译在文字的准确和忠实原文意旨方面是几个译本中最好的，也在最大限度上做到了“信、达”。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为了在最大限度上尊重原文，使得他们的翻译在细节之处就略显粗糙。比如《我是猫》的第一句：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就直译为“我是只猫。要说名字嘛，至今没有”。虽然在意思上很准确，但是却没有体现出原著中猫的自傲与自卑交加的心理状态。

2.于雷老师的中译本特点于雷老师早年曾先后担任过东北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等职务，后来又与人合作发表过文章和小说。所以，于雷老师不仅是一位翻译家，更是一位作家，可以说，于老师是带着很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到翻译工作中的。在翻译的过程中于老师的翻译非常注意语言的修饰，整体感觉简单明快，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中译本。但是于老师在翻译时为了使得节奏的顺畅，特意使用了很多文言词汇，造成了理解上的难度。我们依然以第一句为例，于老师翻译为“咱家是猫，名字嘛……还没有”，虽然使用了“咱家”显示出了猫的玩世不恭和诙谐的特点，但在此后的翻译中此类文言词被频频使用，造成普通阅读者的理解障碍。

3.刘振瀛老师中译本的特点刘振瀛老师早在1935年就东渡日本留学，主修科目是日本古典文学，归国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中国一流学府任教，1957年开始从事日本文学的相关研究工作和评论工作。可以这么说，刘振瀛老师首先是研究者，其次才是一个翻译家。刘老师对于翻译理论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翻译工作不能简单地做到“信、达”，而应该研究翻译作品所属的国家的文学样式，比如像翻译《我是猫》，就应该了解日本俳句的艺术，能够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日本语言之美。刘振瀛老师的中译本是在学术范围影响最大的中译本。但是刘振瀛老师的翻译在用词上过于直白，失去了语言应有的魅力。我们依然以《我是猫》第一句的翻译为例，刘振瀛老师译为“我是猫。名字还没有”。这种翻译的方式使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失去了兴趣。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中译本各有千秋，我们无法评以高下优劣。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三种不同的翻译方式都加入了作者独特的考虑方式，而作者是一定时代下的作者，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下完成的，在翻译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以下将从历史角度解读《我是猫》中的误读现象。

二、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的误读

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状态，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空间之中，永远无法摆脱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所以人类真正聪明的做法不是消解这种历史性，而是努力地去适应它。同时，伽达默尔还认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他的这种观点非常适用于文学作品的解读。我们在解读任何作品时，都带着我们时代所特有的信仰与期望，当然翻译家在翻译作品时，本身就是一种再解读，所以不可避免地也要带着他们时代的信仰与期望。解读就是作品所拥有的过去视域和解读者的现代视域的叠加。在伽达默尔看来，一部作品的最终意义绝不是写作者的初衷，而只能是两种不同时代冲撞的结果，伽达默尔称之为“效果历史”。在他眼中，文本永远是开放的，意义永远是没有终结的，他的这种论断给我们分析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的误读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我们可以以刘振瀛老师为例看一下这种误读的方式。刘振瀛老师翻译《我是猫》虽然是1994年，但是他早在1958年就关注这个作品，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年代。刘振瀛老师1958年曾经写过关于《我是猫》的长篇评论，其中提到，“……这就使得他（指夏目漱石，笔者注）对金钱万能的社会感到无限的愤慨，从而用他的一支讽刺的笔向现实挑战……”，可以看出，刘振瀛老师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角度解读这部作品的，而这种解读的方式明显受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人民色彩”的影响，但是夏目漱石并没有那种自觉的反社会、反阶级的意识，只是一个日本近代文学批评家所说的“文明批评”者。刘振瀛老师老师的评论方式可以明显看出受到那个时代“阶级划分法”的影响，是在特定历史时代的误读。1994年刘振瀛老师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对作品的理解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试图从文本本身出发，分析作品的滑稽幽默、机制讽刺的美学特征。如他曾经写道：“……这部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含有种种复杂的笑的要素……”。可以看出刘振瀛老师此时对作品的理解已经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从政治观点转移到了文本自身的赏析之上了。

三、同一时代不同译者的误读

对文本的解读既然掺加了主、客观的历史因素，自然而然就成为一种“误读”，要消解这种误读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误读既会产生于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的误读，也会产生于同一时代不同译者的误读。虽然面对的是同一部作品，但是同一时代的不同译者由于自身经历的不同，生长的背景不同，就会必然带来自身的习惯、心态、信仰、爱好等的不同，他们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会把自身的一切特点带到阅读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偏见”的解读方式。第一个对“偏见”给出正面评价的是伽达默尔，他认为“偏见”是人类历史性的正面展示，是一切理解方式的前提，是必然存在的解读方式。在《我是猫》的各种译本中，于雷老师是1993年翻译成功的，刘振瀛老师是1994年翻译成功的，可以判断出二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从事着同样一部作品的翻译工作的。按道理说于雷老师和刘振瀛老师的翻译工作不应该会有太大的时代差异，但是事实上，二人的翻译成果和对《我是猫》的理解方式是大相径庭的。前面已经分析过，1994年刘振瀛老师希望从文本自身解读作品，更希望挖掘出作品的美学特征。而于雷老师却在这个时候，作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更多地感受到西方思想对东方世界的冲击方式，所以，他说：“夏目漱石，一生才华横溢，只搞了十年创作，却留下一系列珍品。……我国目前也处在观念转换时期，说不定猫公的观察，对我们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看出，于雷老师认为《我是猫》的写作契机和今天的中国有相似之处，今天的中国就像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样，面对着西方各种思潮的冲击，纯粹的美学思维已经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他希望明治时期日本知识分子的应对西方思潮方式可以给我们今天的中国以借鉴，这种借鉴对正处于观念转型时期的中国有着正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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